最近，有一部華語新片在Netflix悄然上線。
對于喜歡臺灣電影的觀眾來說，它應該也是讓大家期待已久了。
本片不僅在去年的金馬獎上斬獲了包括最佳新導演、最佳新演員在內(nèi)的三項大獎。
上線流媒體后，豆瓣的評分也還不錯，維持在7.8分。
而諸多榮譽加身，這還僅僅是導演阮鳳儀的第一部長片。
和大多數(shù)處女作一樣，本片也帶有很強的自傳性質，靈感就來自有美國移民背景的導演自己，就連女主角的名字“芳儀”也和導演的名字鳳儀有所重合。
大致一看，《美國女孩》是一部典型的臺式家庭片，文脈上接自侯孝賢、楊德昌，再到李安。
其中，熟悉的家庭細部描寫，代際沖突等主題，穿過幾十年，依舊精準的降落在了當代創(chuàng)作者的身上。
《推手》李安
我們與其說這是臺灣電影的某種“傳統(tǒng)”，倒不如說，就算滄海如何換了桑田，以“家庭”為單位的精神困境，依舊是整個東亞社會繞不開的核心矛盾。
本片的核心情節(jié)就圍繞著一個非常典型的文化沖突。
在千禧年剛過的2003年，原本已經(jīng)打算帶著兩個女兒定居美國的王莉莉（林嘉欣飾），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得了乳癌。
丈夫本就一個人留在臺灣資助母女三人，現(xiàn)在患病了更是雪上加霜，不可能繼續(xù)留在美國。
于是，影片以機場拉開序幕，王莉莉不得不帶著兩個女兒重返臺灣。
和媽媽根深蒂固的臺灣背景不同，兩個女兒，芳儀才剛念初中，芳安就更小了，幾乎可以說是半個美國人，操著一口純正的英語怎么也矯正不過來。
一個媽媽突然的決定，就意味著她們要告別美國的新新生活——夏令營、冰激淋、馬場、美國同學杰西等等。
這一切都讓姐妹倆，尤其是前腳已經(jīng)踏入青春期的芳儀滿腹怨言。
再加上對臺灣環(huán)境的水土不服，母親因患病而愈發(fā)敏感刁鉆的性格，以及家中稍顯緊巴的財務狀況。
這些都讓終于回到同一屋檐下的一家四口，毫無團聚的欣喜，更多的是劍拔弩張的對抗。
在這個典型的“兩代人+中西文化”的語境中，我們本可以設想出許多激烈的戲劇沖突。
但《美國女孩》的處理卻非常淡。
幾乎是像是白開水一般規(guī)避了所有情節(jié)上可能的起承轉合，把家庭生活的細節(jié)，譬如那些起居、對話、齟齬鋪陳開來，洋洋灑灑了整整100分鐘。
影片的大部分段落都在破舊、長滿霉菌的臺灣老屋展開，鏡頭長時間靜止的呆望著。
色調昏暗，沒有任何自然光源，四個家庭成員的面孔也常常是半陰半亮的沉默著。
偶爾當畫面來到大女兒芳儀的新學校，又轉為一種由升學教育所帶來禁欲氣息。
對于導演阮鳳儀來說，舍棄激烈的矛盾沖突，也意味著她試圖讓影片成為冰山浮出水面的那八分之一。
于是，你會發(fā)現(xiàn)鏡頭對準了當下的日常，同時也給出了大量的留白。
比如當妹妹芳安從陽臺向下望去，發(fā)現(xiàn)爸爸送給姐姐一輛新自行車時，鏡頭并未給出相應的畫面，而是留在陽臺上看著媽媽如何走過來安慰芳安。
一家四口無形的拉開了陣營。
同樣在故事主線上，幾處重要的轉折都未被展示——芳儀到底要在演講比賽上對媽媽說什么？
她的演講稿上又寫了些什么？
以及母親的乳癌治療得怎么樣了？
父親每每去大陸出差又干了些什么？
而最讓人玩味的是，無論芳儀如何追憶著美國的幸福生活，畫面也并未為我們展示一絲一毫。
而是讓妹妹芳安用稚嫩的嗓音說出一句：“美國的生活也不完美啊”
頓時讓人浮想聯(lián)翩——在臺灣勉強才能算是中產(chǎn)階級的母女三人，在美國又過著怎樣的生活呢？
導演阮鳳儀顯然想以這樣的留白，具象化四個家庭成員的經(jīng)驗盲區(qū)。
或者，用《一一》中洋洋的那句經(jīng)典臺詞來說，“我要讓別人看到他們看不到的東西?！?/p>
（楊德昌《一一》
和觀眾只能看到被展示的日常一樣，四個家庭成員也看不到彼此生活的全貌，于是就充滿了自私的“想當然”。
父女三人都希望王莉莉能積極樂觀的面對乳癌，卻無法體會一次次化療的痛苦，以及死亡的恐懼。
而在母女的身上，這樣的盲區(qū)就更明顯了。
母親不知道芳儀如何在學校里被同學排擠，稱呼為“美國人”。
而在芳儀看來，媽媽則是任性代替自己決定了人生，去美國，回臺灣，從來沒問過她的意見。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女孩》中林嘉欣飾演的母親王莉莉可以說是精準打擊了諸多中年人的真實處境。
中年患癌的她，這樣向好友袒露著自己的心情：摸到乳房里的那個硬塊時，腦子里只有一句話，“怎么繞了這么一大圈還是回到了原點”。
盡管影片幾乎沒有敘述，但我們大可以想象一下。在九十年代的臺灣，出國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會對女兒說著“下輩子想當男生”的王莉莉，一定不甘心留在新店這個小地方。
她知道自己遠不算家境殷實，便只能勸說老公留在臺灣，忍受分離之苦，帶著兩個女兒奔赴美國，大概是一邊自學英語，一邊打工，一邊養(yǎng)育女兒，渴望從下一代開始逆天改命。
當時，她一定是同輩人口中的“勇者”，真的實現(xiàn)了那遙不可及的“美國夢”——讀臺大，去美國，從下一代開始再也不用回到擠逼的新店筒子樓。
但命運開了一個玩笑，為了治療乳癌，她只能半道返回，還未品嘗到“美國夢”的勝利果實，就灰頭土臉的回到臺灣。
一切都不尷不尬，不咸不淡，夫妻感情生疏，母女關系碰壁，老家還在不斷的把她折舊。
很諷刺的是，她曾經(jīng)為了改命出走，如今又為了改命回來。
所以，《美國女孩》這個片名其實很有誤導性。
所謂的“美國”就像這個家的一個幌子，大家把“美國”當作解藥。
因為不景氣所以去美國，又因為不景氣所以回臺灣，更因為不景氣所以去大陸。
但實際上，所謂的文化沖突，不過是一個轉移矛盾，模糊焦點，緩解人生焦慮的出口。
而真正的問題，人到中年的王莉莉不可能沒發(fā)現(xiàn)：即自己不過是時代的人質，是命運的一粒小灰塵。
在這個意義上，本片特意將時間設置在非典爆發(fā)的2003年，一切就都顯得意味深長起來。
姐妹倆回到老房子，發(fā)現(xiàn)小時候拓下的手印還在。
那是風云巨變而不自知的千禧時代，有撥號聯(lián)網(wǎng)的臺式電腦，周三的微機課，5566的孫協(xié)志正當紅。
片中芳儀在網(wǎng)咖流連往返，登陸著MSN和無名小站，背景音樂則是周杰倫的《安靜》和《開不了口》。
而2003年非典時期的捅棉簽、戴口罩，隔離等疫情畫面，又讓正在忍受疫情的我們驚覺又一次輪回。
那些你以為會過去的又卷土重來，以為會天長地久的卻轉瞬即逝，這就是時代，也是個體。
不知道哪里變了，但就是不舒服，就是很壓抑，舉目四望卻不知道該責怪誰。
當它們降落在每一個相似又不相同的東亞家庭中，就變成了一股“無名的怨氣”。
片中以芳儀為首的每個人，都對自己最親近的人充滿了火藥味，句句夾槍帶棒。
媽媽王莉莉把刺耳的“癌”“死”等字眼掛在嘴邊，整日訓斥女兒不聽話，丈夫不貼心，長吁短嘆，未到臨終，先留遺言。
而當我們?nèi)滩蛔∠胭|問女兒芳儀，怎會如此叛逆，明知媽媽患病，還吵嚷著要回美國，說著諸如“你一個人得癌癥搞的全家都得癌癥”的扎心話時。
卻會恍惚發(fā)現(xiàn)，她不過是對母親情緒的一種復制。
因為，在東方式的家庭結構中，個人的犧牲與奉獻被無限推崇，確認“親情”的唯一方式就是舍己為人的無私付出。
于是，在這樣“以愛之名”的捆綁中，親情就變成了一種有借有還的道德綁架。
在王莉莉慣常使用的句式中，總是下意識的羅列自己的付出，進而上升問題的高度。
芳儀不喝果汁，她會說“將來得癌癥不要怪我”，吵架到高潮，她便會甩出一句“沒有你們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p>
這種意有所指的爭吵，背后的邏輯其實就是一種以付出為籌碼的情感威脅。
同樣的邏輯也出現(xiàn)在芳儀的世界里，她把自己的諸多不順，歸因于母親回臺灣的選擇，放肆的說著“你毀了每個人的生活”。
所謂的“個人犧牲”就成了一塊遮羞布，掩蓋著難以啟齒的指責和委屈。
這也是為什么，他們都無法好好溝通，總是詞不達意，陰陽怪氣。
看似是我為你活，你為我活，實際上卻是把自私包裝成無私，互相消耗成為彼此焦慮的來源。
你會發(fā)現(xiàn)，在這樣的家庭邏輯中，個人憂郁幾乎是“不道德”的。
母親不能因患癌而影響家人，于是放棄正常溝通，把恐懼扭曲成一種無處發(fā)泄的怨氣。
而芳儀則不愿直面臺灣這個新環(huán)境，于是將自己的不適，解讀為母親的無能。
也只有這樣，兩個人才都完成了“無私奉獻”的指標。
也就能在爭吵時，理直氣壯的指責對方：“你只想到你自己！”
當然，會形成這樣的關系，它的大前提一定是愛，也一定是在乎。
這也是本片在發(fā)現(xiàn)親情癥結后，所指向的答案。
也許，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答案難免有些偷懶，但它同樣也是家庭的真相。
在芳儀的臺灣日常中，到處都是莫名其妙的恨，和突如其來的愛。
母女大吵一架后，就能手牽手吃雪糕，姐妹倆明明才翻臉，轉頭就和好如初。日子滾滾向前，一切都不明不白的糅雜在一起，苦樂參半。
沒有人能獨善其身，既要面對自己的心結，同時也要分擔對方的不堪。
此時，芳儀在演講稿上的那句話就成了本片的題眼，她說：
“母親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p>
這才是家庭關系的本質，好壞與否，都是休戚相關，幾萬棒子也打不散。
在這個淡如白開水的電影結尾處，芳儀從窗臺向下望去。
春來了，風來了，綠色來了，似乎什么都沒發(fā)生，什么都沒解決，但日子還是要繼續(xù)下去。
就像陳綺貞的片尾曲所唱的一樣：
“透徹的愛過，盡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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